浙大毕业山坳点灯人方群，用二十年拼音字母织就孩子的山外星图

浙江大学毕业的方群，扎根偏远山坳当“点灯人”二十年，她以拼音字母为细腻的“针脚”，为大山深处眼神纯净、求知若渴的孩子们，织就出一幅幅连接山内外的“星图”，那些原本陌生的字符，成了他们探索科技、品读文化、听遍山外故事的之一把钥匙，悄然点亮了孩子们心中的好奇微光与奔赴远方的懵懂向往。

清晨五点半，黔东南从江县往洞镇秧里小学三年级教室的灯，总是之一个亮，灯影里，方群正用红塑料绳在黑板上绕出拼音字母的轮廓——这是她琢磨了十几年的“土教具”，绕绳的力度刚好能让每个坐在最后排的苗族、侗族孩子看清字母的“小尾巴”。

秧里小学建在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月亮山支脉，从江高增到从江贯洞的盘山公路绕过山巅，才会在半山腰瞥见这栋刷着鹅黄色外墙的三层小楼，二十年前，刚从凯里学院初等教育专业毕业的方群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实习鉴定表之一次爬上来，那天是九月开学季，山雾裹着桂花香气撞进怀里，可走进破旧的老教室，只有十几个光着脚、攥着铅笔头不敢说话的孩子,还有一个守了三十年即将退休的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拉着我的手说，‘娃子们的普通话连山下集市的老板都听不懂，以后可怎么出去啊’。”二十年后坐在学校新建的阅览室里，方群摩挲着指尖被红塑料绳磨出的薄茧笑，“那时候年轻，想都没想就说‘我留下来’，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二十年。”

秧里小学的孩子98%是苗族、侗族，五六岁才开始学普通话，方言里没有平翘舌、前后鼻音的区别，连最简单的“a”“o”“e”都能念成苗语里的语气词，方群之一堂课就碰了壁——她在讲台上念“b-a-ba”，下面十几个孩子跟着喊“b-a-ba（苗语意为猪）”，哄堂大笑之后又怯生生地低下头，那天晚上，方群躲在老教室旁边漏雨的教工宿舍里哭到深夜，但第二天一早,红塑料绳绕成的拼音字母已经挂在了黑板边。

为了让孩子们把拼音说准，方群想了无数“土办法”：教平舌音“z”时，她会让孩子们咬着自己的食指尖发音；教后鼻音“ang”时，她会让孩子们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感受震动；周末她还会扛着摄像机，跟着孩子们去山上采蘑菇、去河边摸鱼，把苗语、侗语的日常对话录下来，和普通话对比着做成小卡片。“刚开始扛摄像机的时候，村里人还以为我是电视台来拍新闻的，凑过来问东问西。”方群笑着指了指阅览室角落那台已经淘汰的老式摄像机，“现在好了，那台机器已经成了孩子们的‘老伙计’，偶尔还会拿出来看看以前自己傻傻的样子。”

除了教拼音，方群还把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搬进了秧里小学，音乐课上，她用口琴教孩子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还改编了几首苗歌、侗歌，用拼音标注歌词；美术课上，她带着孩子们用山上的竹子做笔筒，用路边的野花做书签，用废弃的矿泉水瓶做花盆；体育课上，她用石头在操场上画出跑道，用麻绳做成跳绳，用木板做成乒乓球桌。“以前娃子们下了课只会在操场上追鸡摸狗，现在不一样了，会唱歌、会画画、还会打乒乓球。”秧里村的老支书王大叔每次路过学校，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孩子们上课，“方老师来了之后，秧里小学的变化太大了，娃子们的眼睛里都有光了。”

二十年里，秧里小学的老教室变成了三层小楼，漏雨的教工宿舍变成了带空调的公寓，破旧的课桌椅变成了崭新的升降式课桌椅，可方群的帆布包还在，红塑料绳绕成的拼音字母还在，老式摄像机虽然淘汰了，但孩子们的“山外星图”却越来越清晰，二十年来，方群一共教了三百多个孩子，其中有二十多个考上了大学，有几个还回到了从江，当了医生、老师、公务员。“去年教师节，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是我教的之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发来的，她说，‘方老师，谢谢你当年用红塑料绳绕成的拼音字母，让我看到了山外的世界，现在我也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我要像你一样，把拼音字母织成更多孩子的山外星图’。”说到这里，方群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但嘴角却上扬着，“那是我二十年里收到的更好的礼物。”

傍晚六点半，夕阳的余晖洒在鹅黄色的三层小楼上，秧里小学的灯又亮了，灯影里，方群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唱歌，歌声飘过山巅，飘向远方的山外世界——那是方群和孩子们共同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