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爱医院，红磡坡上嵌进城市肌理的生命公益灯座

香港明爱医院静伫红磡坡上，是当地托举生命、传递公益光热的温暖灯座，它深耕这片新旧交织、烟火气浓郁的社区，以贴合街坊需求的社区医疗服务、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将责任与善意自然编织进九龙红磡这一方独特的城市肌理里，为无数居民的健康筑牢屏障。

从香港红磡站出来往东走，沿着漆咸道北蜿蜒向上的坡路爬几百米，青砖红瓦、缀着“十字形”耶稣像的建筑群便会映入眼帘——这里是香港明爱医院，一座扎根深水埗、红磡、土瓜湾等基层社区逾66年的天主教公益医院，没有中环私立医院的奢华装潢，没有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科技前沿光环，但它像一盏稳稳钉在红磡土坡上的“灯座”，几十年来用“明爱”（Caritas，意为“爱德”）的初心,照亮了无数基层家庭的生老病死路。

从“一片烂地”到“社区靠山”：明爱诞生的爱德底色

香港明爱医院的故事，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彼时，大量内地移民涌入香港，深水埗、红磡一带挤满了铁皮屋和寮屋，生活条件恶劣，结核病、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肆虐，而公立医院资源极度匮乏，很多穷人看不起病、住不起院，1957年，天主教香港教区明爱机构接手了红磡土瓜湾道旁的一片坡地——据说当时那里堆满了建筑废料和生活垃圾——决定建一所“为穷人服务”的综合医院。

没有多少资金，没有太多经验，明爱机构靠教会募捐、义工出力，用三年时间硬是把烂地改造成了有100张病床的明爱医院，1960年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医院正式开业，首任院长是来自爱尔兰的高健神父（Rev. Patrick Gaughan），开业之一天，高健神父就定下规矩：“不管有没有钱，只要病人来了，我们就先治病。”这条规矩，明爱医院守了66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香港唯一一家完全由天主教香港教区明爱独立运营的非牟利综合医院，对领取综援的病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始终提供近乎免费或大幅优惠的医疗服务。

深耕基层医疗：把“爱”做到每一个细节里

作为扎根基层的医院，明爱医院的科室设置完全围绕社区需求展开，它没有开设太多高精尖的外科专科，却把儿科、精神科、社区康复科、长者服务科做成了招牌——这些恰恰是基层群众最需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领域。

明爱医院的儿科，在香港被称为“穷人家的儿科天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儿麻痹症和麻疹在香港基层流行，很多孩子因为没钱治疗落下残疾甚至失去生命，明爱医院的儿科医生护士就背着药箱、拿着疫苗，走街串巷到寮屋区、铁皮屋给孩子看病、接种，到了今天，明爱儿科依然保留着“深夜儿科门诊”“社康护士家访早产儿”等特色服务：深夜10点到凌晨2点的门诊，专门接待下班晚、白天没时间带孩子看病的打工族；对于出生体重不足1.5公斤的早产儿，社康护士会在孩子出院后每周至少家访一次，教家长如何喂奶、换尿布、观察黄疸，直到孩子体重达标、各项发育指标正常。

除了儿科，明爱医院的精神科和社区康复科也做得有声有色，它是香港最早开设精神科日间医院的机构之一，也是最早将“精神康复者融入社区”理念付诸实践的医院，在明爱医院的精神科日间医院里，康复者不仅能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还能参加手工 *** 、烹饪、电脑培训等职业康复课程，医院还会和周边的超市、餐厅、便利店合作，为康复者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康复者一辈子住在医院里，而是让他们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明爱医院精神科顾问医生张医生说。

时代变迁中的坚守：让“明爱精神”代代相传

66年过去了，香港的医疗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立医院越来越多，私立医院越来越发达，但明爱医院的初心从未改变，它依然在红磡的土坡上，用青砖红瓦守护着基层群众的健康；它依然遵循着高健神父定下的“先治病，后谈钱”的规矩；它依然有无数的义工，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学生，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到医院帮忙——有的在前台引导病人，有的在病房陪老人聊天,有的在手工室教康复者做手工。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明爱医院更是冲在了抗疫的最前线，它不仅接收了大量的新冠确诊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还派出了多支医疗队支援方舱医院和社区检测中心；它为独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送药上门，为失业的打工族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它的医生护士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连续几个月没有回家，有的甚至累倒在工作岗位上。“那时候真的很苦，但一想到我们是明爱医院的人，想到高健神父的话，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明爱医院的护士长陈姑娘说,她已经在明爱医院工作了30多年。

如今的明爱医院，已经从最初的100张病床发展到了拥有近1000张病床、20多个科室、近2000名员工的综合医院，但它的“爱德底色”始终没变，它的“明爱精神”始终在代代相传，红磡坡上的那盏“生命灯座”，依然在亮着，而且会越来越亮，照亮更多人的生老病死路,照亮香港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