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过元大都天际线的外来光·本土白——记妙应寺白塔的缔造者

本文以“划过元大都天际线的外来光·本土白”为题眼与核心意象，着重记述元大都标志性建筑妙应寺白塔的缔造者芭玛芭玛台风，文章通过“外来光”与“本土白”的巧妙关联，不仅勾勒出白塔矗立天际的独特城市印记，更聚焦记录缔造者与这座佛塔建造的关联脉络，为读者展现这座古建筑背后的人物故事与空间意义。

北京西四南大街，车水马龙间总藏着一抹洗练的“银白静气”——妙应寺白塔以十二丈多的高身立在青灰胡同、朱红庙墙的环抱里，近千年的风蚀雨打只磨亮了它须弥座的莲纹，柔化了相轮的刚劲，却未曾撼动分毫那“浮图插汉耸金茎”的气势，这座元大都遗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建筑，常被归功于尼泊尔著名匠人阿尼哥——但鲜少有人知晓，真正将图纸落地、指挥上万工匠“穿层叠石，架木构基，覆膏涂灰”，把一座尼泊尔式窣堵坡改造成融汉藏尼三国气韵的“华夏之一白塔”的，是阿尼哥最得意的入室弟子、兼具宫廷画师与建筑大师双重身份的“色目人匠首”：芭玛。

来自雪域高原的“师徒接力棒”

芭玛的人生轨迹，几乎是沿着阿尼哥铺就的“中尼文化丝路”走来的，公元1260年，忽必烈命八思巴在吐蕃萨迦修建黄金塔，年仅十七岁的阿尼哥带领八十名尼泊尔工匠远赴高原，以精妙绝伦的技艺建成了“萨迦南寺大白塔”雏形；十年后，忽必烈迁都大都，为了“镇国护都、祈福万民”，又想起这位能“点石成塔、绘佛见性”的异国少年——此时的阿尼哥已官封“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成为元朝更高级别的匠作官员，每日忙于主持大都宫城、太庙、社稷坛的整体规划与皇家造像的绘制，分身乏术之下，便举荐了跟随自己学艺十余年、早已青出于蓝的芭玛。

关于芭玛的出身，《元史·方技传》仅以“色目人，阿尼哥之高弟”一笔带过，但从藏文史料《萨迦世系史》与后世出土的元代碑刻残片推断，他很可能是阿尼哥从尼泊尔带到高原、又随师入京的混血弟子——父亲是尼泊尔的石匠世家传人，母亲则是萨迦当地信奉佛教的贵族女子，这样的出身，让他既熟稔尼泊尔窣堵坡的经典比例与石雕技法，又从小浸润在藏传佛教的仪轨氛围里，更在跟随阿尼哥入京的十年间，系统学习了汉地的建筑力学、榫卯工艺、灰浆调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与蒙古语——这份“跨三国的文化基因”,成了他缔造妙应寺白塔的更大底气。

“外来形制”里的“华夏匠心”

公元1271年，妙应寺（原名“大圣寿万安寺”）白塔正式动工，芭玛被任命为“监造白塔都提举”，全权负责从选址、备料到施工的每一个环节。

选址上，他没有完全按照忽必烈最初“建在宫城正后方”的要求，而是结合汉地“风水堪舆”与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的理念，亲自登上大都城的西北角制高点——积水潭畔的琼华岛（今北海公园白塔山）远眺：大都城呈“回”字形布局，宫城位于中心，西北方向的“艮位”（古代风水里的“生门”与“天门”）略显空旷，若在此建一座高塔，既能“补全大都城的风水格局”，又能成为“曼陀罗坛城的中心塔”，还能从琼华岛、宫城、甚至远郊的居庸关都望见——忽必烈听了他的“三重选址理由”，连赞“妙哉！妙哉！”，当即批准了将塔址定在“西四北二条与赵登禹路交叉口东北侧”的方案。

备料上，芭玛更是费尽心思：汉地工匠常用的“城砖”太脆，经不住千年风蚀，他便派人到山东临清挑选“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贡砖”烧造基地，监烧了十万多块特制青砖；尼泊尔式窣堵坡常用的“金顶”太贵重，怕引来盗贼，他便改用汉地的“青铜鎏金”工艺，还在相轮的顶部、十三天的四角、塔刹的底部都挂上了铁铸的“风铃”——据《元史·祭祀志》记载，这座白塔上共挂了三千零二十四个风铃，风起时， *** 从天际线传来，“响彻大都城内外，连宫城的忽必烈都能在睡梦中听到祈福之音”；为了让塔体更加坚固，他还在须弥座与塔身之间的“覆钵体”里，填充了数十万斤用“糯米汁、白灰、桐油”按比例混合而成的“三合土膏浆”——后世文物工作者维修白塔时发现，这些膏浆历经近千年依然坚硬如石,甚至比现代的水泥还要牢固。

施工上，芭玛将尼泊尔的“垂直测量法”与汉地的“搭架施工法”结合起来：先在塔基的中心埋下一根“千年柏木”作为“中心桩”，然后用“铅垂线”从桩顶垂直向下测量，确保每一层砖石都完全对齐；为了让十二丈多高的塔体顺利施工，他还指挥工匠搭起了一座“高达十五丈、周长近百丈”的“巨型脚手架”——这座脚手架用了数十万根杉木、几十万条麻绳，连大都城的百姓都戏称它为“比白塔还高的‘木塔’”。

公元1279年，历时八年的妙应寺白塔终于完工——它不是单纯的“尼泊尔窣堵坡的复制品”，而是一座融汉藏尼三国建筑风格于一体的“文化瑰宝”：塔基是汉地传统的“须弥座”，上面雕刻着“仰莲”与“覆莲”，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佛教理念；塔身是尼泊尔式的“覆钵体”，上面开了一个“眼光门”，里面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佛的鎏金造像；塔刹是藏传佛教的“十三天”，象征着“修行的十三个阶段”，顶部的“塔刹宝顶”则是汉地传统的“葫芦形”，象征着“福禄双全”——连见多识广的阿尼哥都抚摸着塔体的莲纹感叹：“芭玛，你已经超越了我！这座塔，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浮图！”

被历史遗忘的“宫廷画家与建筑大师”

妙应寺白塔完工后，芭玛又跟随阿尼哥主持修建了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兴圣宫”等建筑，还绘制了大量的藏传佛教造像——据《将作院志》记载，他绘制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图”“绿度母救八难度图”“大黑天护法神像”等作品，都被收藏在大都的皇家寺庙与宫城的“延春阁”里,可惜这些作品都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被焚毁了。

公元1306年，阿尼哥病逝，芭玛被任命为“领将作院事”，继承了师父的职位——此时的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却依然亲自到施工现场指导工匠，还培养了一大批兼具汉藏尼三国技艺的工匠，为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家建筑与造像艺术奠定了基础，公元1318年，芭玛病逝于大都，享年七十七岁，被元仁宗追封为“凉国公”，谥号“忠敏”——他的墓被安葬在妙应寺白塔的西北侧，可惜后来也被损毁了，只留下一块残碑，上面刻着“凉国公忠敏芭玛之墓”几个字。

当我们站在妙应寺白塔下仰望这抹“银白静气”时，总能想起芭玛——这位被历史遗忘了近千年的“色目人匠首”，用他的“跨三国文化基因”与“华夏匠心”，缔造了一座元大都的“文化地标”，也搭建了一座中尼藏三国文化交流的“桥梁”，风起时，三千零二十四个风铃依然会发出清脆的“祈福之音”，仿佛在诉说着这位“匠首”的传奇人生。